“1996年8月16日上午九点，我要把这封信送出去。”彭钢站在总后勤部纪检办公室的门口老虎配资，声音很轻，却听得出决心。信纸折痕清晰，那是她来回掂量的痕迹。
这封写给中央的报告只有一个目的——把伯伯彭德怀的骨灰迁回湖南故里，与父亲彭荣华和二伯彭金华合葬。起笔不难，落笔却像在胸口钻孔。放下公事，拾起家事，对一名副军职干部来说绝非易事，可她还是抬手在落款处签了自己的名字：彭钢。
很多同事不明白，为何时隔二十二年，她仍紧抓这桩旧愿。彭钢并未多解释，她只说：“伯伯走前交代的，我得兑现。”话里没有豪言，却像军令。
时间退回到1974年5月老虎配资，301医院。一阵阵咳嗽从病房里传出，彭德怀瘦得几乎认不出。彭钢捧着碗粥走进去，放在床头。老人勉强坐起，抓住她的手：“丫头，我若有一天走了，能不能回老家陪你爸爸他们？”彭钢点头，“一定。”两人再无多话，病房里只剩呼吸声。三个月后，这位元帅永远闭上双眼。
受特殊形势所限，追悼仪式一切从简，骨灰被暂厝四川。周恩来总理交代：“先存放，日后再议。”尘埃未落，彭钢心里却像卡了块石头。她披麻戴孝站在角落，目送装有骨灰的小木匣远去，嘴唇抖了抖，没能说出那句“跟我回家”。
那几年，她把情绪埋进工作。白天在气象研究所对着仪器，夜里独自翻看伯伯留下的信札，密密麻麻的批注比教科书还严谨。“做人要正，要硬。”短短六字，她几乎翻烂了。
旁人印象中的彭钢，总是穿一身旧军装，骑着那辆五十年代买的二八自行车在院子里穿梭。那车原本是伯伯为了让她走读方便咬牙买下的，几十年过去，链条换了三次，她就是舍不得扔老虎配资，说那是“家教”。
1985年，洪学智老将军来到自动化研究室，劝她接纪检副书记职务。“干纪检，怕得罪人。”有人提醒。彭钢摆摆手：“怕？我姓彭。”一句玩笑，却透着倔劲。上任后，她查过几起棘手案子，处理结果干净利落，以至同僚背后称她“军中女包公”。
然而职位再高，屋子仍旧逼仄。她和丈夫住的办公室改造房，转个身都碰桌角。其实只要开口，房改审批不过几天就能到位。可彭钢记得伯伯当年离京去三线前，仅此一次向组织写信，也是替她要住房，“不能老让孩子打补丁。”他说完还不好意思笑了笑。那份请求，很快获批。可伯伯没料到，自己走得太快，新居钥匙还没递到侄女手上。
眼下，给自己争福利她始终张不开口，但给伯伯兑现承诺，她一句都不含糊。1996年，她把兄弟姐妹叫到一起：“时机到了，我写信。”大伙儿知道她主意已定，也就齐声附和。
文件袋当天通过机要渠道送往中共中央办公厅。两周后，批复下达：同意彭德怀骨灰迁回湖南湘潭县乌石镇，与两位烈士弟弟合葬，费用由中央专项拨付，仪式从简。批示落款处是鲜红的印章，彭钢凝视良久，轻轻呼了口气。
1999年4月的细雨中，灵车缓缓驶进乌石镇。道路两旁，自发而来的乡亲们举着雨伞，低声喊：“彭帅回来咧！”那一刻，彭钢再也绷不住，转身抹眼泪。安葬过程不到二十分钟，军号声起又落，山头归于寂静。石碑上新刻的“彭德怀”三个大字，与两旁“彭荣华”“彭金华”遥相呼应。旧愿终偿。
有人问她，折腾这么多年，值吗？彭钢笑，“伯伯说过，做人要讲交代。我欠他的，现在还了。”之后的日子，她仍在纪检一线，查案子、写报告，脾气没变，节俭没变，只是桌上多放了一张墓地照片。偶尔有人路过，她会指着相片说：“看看，三兄弟终于在一起。”
2014年冬，她病逝于北京，走得极静。整理遗物时，同事在抽屉里发现那封1996年的原稿，旁边压着一张便签——“人生信条：一诺重千金。”字迹遒劲，像极了彭德怀当年的笔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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